7月21日，盛松成发表署名文章《M1与经济增长背离之谜》，第二次讨论“流动性陷阱”。
“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应更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盛松成进一步分析指出。
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盛松成还明确提出“降税效果好于降息”，“隔空喊话”财政政策的意味更加明显。
对此，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蔡浩亦坦言，如若真要降税，也不应该是大幅度的，而应该是结构性的，既做到调结构，又完成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任务。
回报率连续下降抑制投资需求释放
此前的7月16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某论坛上所表达的观点——“从M1和M2的货币剪刀差趋势看，中国企业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现象。”，一度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不到一周时间，盛松成再度发文谈论“流动性陷阱”。
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除了提出M1增速与经济增长背离的最主要原因是企业缺乏投资意愿，陷入“流动性陷阱”之外，此次盛松成还详细解析了目前企业有流动资金而不进行投资的背后原因。
“首先，企业投资意愿主要受投资回报率影响。目前我国边际资本利润率快速下降，制约了自主投资增长。预计2016年边际资本产量进一步降至16.1%，若不考虑边际成本的变动，边际资本利润将降至4.5%。投资回报连续下降，将进一步抑制投资需求的释放。”盛松成分析指出。
他还表示，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七个季度负增长，PPI连续52个月负增长，GDP平减指数已经开始负增长，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下降预期仍然较浓，即使不考虑资金成本，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下降，固定资产在购置之初就会面临损失。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8360亿元，增速比1~5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蔡浩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实际利率为负的时期。在过去十年中，一共出现过三次“负利率”时期。不同的是，前两次均处于经济由下转上的时期，而本次则是处于下行周期;相同的是，这三个时期均经历了一段M1持续高于M2的时期，均经历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和CPI上涨（当前CPI同比增速较去年已明显提高）。如果要从逻辑上去找其相似之处，那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假设最为相似。
他进一步分析，企业有资金，却不愿意投资，因为经济下行期，投资风险大，收益低。而负利率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持币成本，增加了其对货币的需求。所以目前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宁愿选择持币，等待投资和交易的机会，也不太情愿做出在他们看来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的投资。
税负高于利息，降税效果好于降息
不难理解，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之下，若想从根本上促进企业投资意愿回升、带动经济增长，无疑要切实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
“一方面要通过开放垄断行业、放松服务业管制等改革，扩大企业投资领域，增强企业投资意愿。另一方面要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盛松成表示。
实际上，去年以来，央行多次降息、降准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压力（包括外汇风险、资本流动风险、经济下行风险）不断累积，2016年下半年仍有降息的空间。
盛松成则表示，不仅要降低利率，还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降税降低企业成本。
“比较而言，由于企业税费负担高于利息负担，降税效果好于降息。而且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盛松成指出。
他还强调，本轮经济下行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应更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调控体系在摆脱危机方面优于西方。中国政府无论在财政政策方面，还是在货币政策方面，都有较大的决定权，我国可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选择更优的组合。
蔡浩则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大幅度降税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普通经济周期中的低谷期，具有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效益、提高经济活力的作用。但其副作用也很明显，如果降税幅度过大，经济复苏进程却不如预期，就可能导致财政收支上的不平衡，给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
目前我国财政收支总体平衡，赤字率较低，存在一定降税空间，但能否承担大面积减税的影响尚不得而知。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这本身就蕴含着市场逐渐出清、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如此一来，如若真要降税，也不应该是大幅度的，而应该是结构性的，既做到调结构，又完成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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